上节,我们已经讲过现在印章的技法源自古代,虽然古人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更是不能落后的,下面我们先列举一些古代印章界的前辈,看看他们的技法和理论的一些精炒这处。
明代摹印之风很盛,这是继承传统技法的重要手段,也是创作与创新的基础。但在继承方面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发作两种不同的效果。一种是亦步亦趋,盲目敬重,虽可得古印之妙处,但易抹杀特征。一种是摹习古印到一定基础之后,即在继承的基础上探索特征的发挥,而创作出与古人不同的相貌来。
1.王樨登(公元l535一l6l2年)字伯谷,号青山君、长生馆主。江苏武进人,寓居苏州。著有《吴郡丹青志》、《奕史》等。他在《古今印则》跋中指出:“《印薮》未出,坏于俗法;《印薮》既比,坏于古法。徇俗虽陋,泥古亦拘。”他对盲目泥古者敲起了警钟。
2.苏宣是一位善于摹古,又能自出机杆的能手。在《苏氏印略》自序中谈了他的切身体会,要化古为今,“秦、汉以下八代印章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也,而前非复钟、玉。始干摹拟,终于变化”。他这种从印章展开历史上来考察,总结出来的摹拟只是学印的手段,变化才是宗旨。这种推陈出新的观点,是很有意见的。
3.徐上达在《印法参同》的“摹古类”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善摹者,会其神,随肖其形;不善摹者,泥其形,因失其神。”并批评泥古不化者:“人有千态,印有千文,吾安能逐一相见摹拟。其可领略者,神而已。"同时指明善于摹拟古印者,“须取古印良可法者,想象摹拟,俾形神并得,毫发无差,如此久之,自然得手”。他还在“参互类”中清楚提出取法应择善:“取法乎上,犹虑得中;取法乎中,犹虑得下。故学者先须辨得何篆为至上,何刻为大雅,然后定其趋向,不惑他歧,鼓其迈往,不参二志,庶几近之。"因为“谱所载印,固皆为名人所遗,然而刻者未必逐一属名家.著者未必逐一为法印”。可见他们对继承是有所选择的,对于创作也更应采取庄严细心的态度。
4.潘茂弘,字元道,新都人。他在《印章法》中谈到对创作应广积薄发说:“学篆字必须博古,始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敦朴神色,皆有妙干《说文》,若看摹文,终是不及。”又说:“夫雕虫篆刻,易识难精,须索精神。”“得意千方犹少,失意一方疑多。得意处,多在快活中想来;败笔处,还是忙中落墨”。这说明创作不作求新意,都应采取庄严、慎重的态度。
四、艺术批评
明代篆刻艺术的展开,当然是既有继承,又注意发现的效果,但也与事前注意对作品的品评有关。 周公谨在《印说》中,渊源画品而较早提出“印品”之说:“画有品,印亦有品。得其法,斯得其品。”“法由我出,不由法出,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者,逸品也。体备诸法,错综变化,莫可端倪,如生龙活虎,捉摸不定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运,斐然成文,如万花春谷,灿烂夺目者,妙品也。去短集长,力追古法,自足专家,如范金琢玉,名成良器者,能品也"。他将作品分为四等,其中特别指出“逸品”中的最高标准是,融会贯通诸法,然后“法由我出”、“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其次是“错综变化,莫可端倪”,再次是“奇正迭运,斐然成文”,最后是起码的“力追古法,自足专家”。由此可见,他对得法、贯法、出法的标准,很有精到的意见,也反映了他能动地创新的艺术观。
甘肠在《印章集说》中继承了这个观点,只是在条件上略有变化。
杨士修,字长情,号无寄生,云间(今上海松江)人。在其所著《印母》中对批评的标准,分得更细。他说:“老手所擅者七则:日古、日坚、日雄、日清、日纵、日活、日转。”具体录两例,可见一斑。如“活’’有纵之势,厥状为活,如“弄巧成拙,便自飞去……"如“转……就全印论之,须字字转顾;就一字论之,须笔笔转顾,乃至一笔首尾相顾,所谓步步回头,亦名千里一曲”。 到晚明朱简,他在《印品》一书中更是评述英勇.直言相谈,恳切中的。如对明代印章开山祖文彭,在一定的前提下,也批评说:“寿承朱文杂体,自是伦父面目。”对于名满天下的何震,他指出:“其应手处,卓有先民模范,而亦不无屈法。”他在《印品》一书中,对当代名家,如何震之“登之小雅”、梁袭之
“盘白石兮坐紊月”、陈万言之“墨兵"等等,均能指出具体作者与作品,逐一评为“谬印”。这对教戒后生,有积极的意义。
从现在的一些印章比如:胶章,原子印章还有光敏印章中可以看出:我们现代人不但继承了古人前辈们的伟大智慧,更是把他们的结晶发扬光大,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创新,让印章更加方便和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