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足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十，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道美”的要求；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席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高潮，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十壤里；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法论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入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如此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虞计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惜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足唐书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圆满“唐法”。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称：“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初庸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_占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学晋人书法，结合初、巾庸诸家笔法，白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庸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饬、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体，最典型地代表'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