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宋元时代图画印、元押与汉印中的四灵边印、图文结合印等影响，在日本战国时代关东地区，以至关西地区的大名之间的武将范围内所使用的是“武将印”。它作为家印，代表着某一家族的凭证而用于文书上，也具有一种公印的性质。有方有圆，有时在印边框的一边还配上猛兽等图形以示威武。印文除刻姓名印外，也刻标榜武将信条或家风的谚语。如北条早云传至四代子孙的“禄寿应稳”朱文大印，上刻一虎，7．6×7．6厘米；武田信虎印的“信”字上配有两虎，直径为6．5厘米的朱文圆印；上杉谦信的“主帝妙”印，4厘米见方的朱文上部，加一狮子。这种火型的武将印，配以猛兽，呈现出威武、博人而又丰满的姿态，别有一种风格。也可说这是受到中国的图文结合印的影响，而发展成为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一种样式。印文大抵采用篆体，呆板，无刀笔之趣，这也看出是受明代民间流行的带有装饰味的方篆杂体影响。在明代，君主为表彰有功之臣，赐与四字成语印章，武将印中的成语印，也．也许是仿效这一风俗所为。
在日本江户初期，从江户幕府创立起(公元1603年)至正保、庆安时(公元1651年)为止的50年中，仍保持着宝町时代的印章遗风。如“福德”、“源家康弘忠恕”、“惺窝之印”、“德川家康传马印”等。稍晚的石山丈山与明人陈元赘等交往甚厚，他的自用印大小方圆，各具神态．如“石凹”、“六六山洞凹凸窠夫”、“顽仙子”等印，明显地表现出明末装饰趣味的印风。
明末，中日的经济文化上交流较前期更多些，随之传去中国占印和明人印谱等，给日本篆刻界注入了新的血液。这时期有一路印章具有更多的巾国汉印和魏晋时的面貌，如“等观”、“破草鞋印”等印可见之。
明亡后，不少文学家、收画家东渡日本，带去很多如文徽明、董其昌等人的书、画、印作品。因此这时日本印章也较流行元末明初的圆浑、流利、秀润、典雅一路风格。
在印谱方面，中田勇次郎在《中国印章概说》中谈到：“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上海顾从德同王常一起，集成了《巢古印谱》……以后陆续有《考_占正文印薮》、甘畅的《集古印谱》、吴元满等编的《集古印选》、朱修能的《印品》……凡二十种以上的古铜印谱相继问世。所幸在日本的公私文库或收藏家的藏品中见到。其中甘畅的《集古印谱》与其附录《1511论》、《甘氏印正》一起亦夙为日本所知，并视为篆刻家的典范。”另《苏氏印略》也曾带到日本，成了江户时代早期日本印人争相学习的对象与重要参考资料。